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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大产业迁移路径全景系列之—：2019年中国手机行业迁移路径及发展趋势分析
全球手机产业迁移路径分析
从手机产业迁移路径角度看，全球格局下，手机产业迁移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成为手机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阶段为中国向印度、越南等地区转移。从中国国内看，手机产业转移表现出三大特征：部分地区手机整机制造产业基本出清，部分地区逐渐崛起;广东地区始终保持在龙头地位;手机产业陆续向内陆转移，重庆地区表现最为突出。
阶段一：全球手机产能主要集中在中国
从全球手机行业的发展历程看，手机市场的阶段性变化受到几个因素影响，一是通讯网络的代际发展，从1G到4G、5G，直接导致了手机市场在增量市场与存量市场之间切换;二是手机产品的变化发展，这种发展有大哥大到功能机、功能机到智能机的颠覆式变革，也有像素、屏幕优化等升级式发展。因此，手机行业在不同时期，市场增长点也不同，从最初的功能驱动型市场发展到性能驱动型市场，并进一步要发展到智能型市场。
据IDC统计，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达14.655亿台，2018年下降为1404.9万台。虽然从全年的数据来看，受宏观经济增速下行，消费者换机周期拉长，碎片化智能终端分流等因素协同影响，但中国始终保持在全球出货量第一的位置;2018年全年，国内智能机整体市场出货量为3.97亿台。中国是全球智能手机的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
全球手机产业链主要分布在美国、韩国、日本、中国等地，其中，美国以品牌和技术为核心，韩国和日本以核心零部件和技术为优势，中国是全球手机产业链最为完善的市场。全球手机产业转移路径第一阶段是从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主要是由于相对发达国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较低，并且劳动力供应充足;其二，中国的需求市场也较大，综合考虑生产销售各环节，直接将产能规划在中国可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第三，将组装、非核心部件转移到其他国家，本土国家集中人力、资本进行创新研发助推企业可持续发展。
据IDC统计，2018年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404.9百万台;其中，排名第一的为三星，出货量高达2.923亿台;排名第二的为苹果，出货量为2.088亿台;紧跟其后的均为中国品牌，华为、小米和OPPO。
根据以上分析，三星、苹果、华为、小米等手机品牌获得全球市场认可。通过汇总近几年以上主要手机品牌产能的转移动向可以看出，综合成本因素、中国市场饱和以及印度等地区外资引进政策等多项因素，全球手机产业大有向越南、印度等地区的转移趋势。
以三星为例，随着中国人力成本不断上升，曾得益于中国充足廉价劳动力的三星电子为保持利润，正逐渐将其生产基地转移至越南、印度。三星手机以越南、中国惠州、印度为主要生产基地。2017年，惠州工厂为三星生产了6257万部手机，天津工厂年产量3600万部，越南两家工厂生产2.4亿部手机。2018年，三星关闭了天津手机工厂;可见，三星正在试图缩小中国的生产规模，并将其主要能力集中在越南等地区。
中国手机产业迁移路径分析：中国手机产量变化三大特征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手机产量变化呈现出三大特征。
第一，手机产量在2010年出现了一个急速增长点，即产量增至10.04亿台，增速高达62.47%，历年增速最高，这主要是由于2010年处于3G手机推广应用期和4G手机研发期，高中低端手机新品争奇斗艳，3G手机产品市场扩大，数量小有规模。
第二，2016年手机产量为22.61亿台，历年产量最高;一方面，主要归功于智能手机的普及，4G手机产量超过7成;另一方面，中国手机品牌在全球地位不断增加，性能和外观受到全球的认可，国外销量大幅增加。
第三，2017-2018年中国手机产量逐年减少，一方面是因为近两年未出现革新的功能与设计,人们更换现有手机的想法比往年有所减弱，苹果公司的Iphone手机销量2018年首次出现减少;另一方面，从2010-2016年连续7年手机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手机市场整体较为饱和。中国政经文化研究院也表示，智能手机产量下降，其实是符合产业周期发展规律的，如果一个产业发展周期是四年的话，目前确实处在相对不景气的时期，但是同时企业也应该认识到企业自身发展的瓶颈问题。
结合以上手机产量变化三大特征，选取2010、2016、2018年三个时间节点对中国手机产业产地的迁移特征进行分析。
手机产业在部分地区在消亡，在其他地区崛起
对比三个年度各个地区的产量分布可以看出，2010年到2018年内蒙古、吉林等地区的手机产量从有到无，产地逐渐迁移，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运输成本(距离远、气候)、生产成本(电力)相对较高，手机产业在这些地区消失;转而向其他地区迁移，如湖南、广西等地区产量从无到有，还有河南、陕西、安徽等地区从2010年手机产量极低到2016/2018年的百万级、千万级产量，这主要是由于产业集聚效应的吸引和各地方政策的鼓励。
从三个时间节点中国各地区产量排名前五地区的集中度变化情况看，地区集中度呈下降趋势，但整体仍然呈现高集中度的特点。
对比三个年度，从前五地区的变化情况看，广东的产量始终保持在全国第一的位置，历年产量占全国比重均保持在40%以上;天津地区手机产量2010年排名第三，但近几年排名在第十一;而与之相反，重庆地区2010年手机产业并不发达，但2016和2018年产量均保持在全国第二的位置。
对比2016和2018年两个年度，2016-2018年中国手机产量骤降，河南和贵州两个地区首当其冲，产量下降较为明显，从2016年前五的地位回落到10名以外。
任手机市场飘摇，广东产量始终稳居第一。广东作为国内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先行者，依托雄厚的电子制造业基础，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智能手机的主要生产基地。无论手机市场如何动荡，手机产量激增还是回落，广东省作为第一大省的地位均未动摇。
广东手机产业发展的辉煌成绩，得益于基础、应用和创新三驾马车的共同拉动。第一，广东省拥有手机产业发展的核心基础，包括产业基础、设施基础和用户基础;第二，应用已成为智能手机产业快速发展的原动力，广东省在移动互联网、互联网+等方面的应用领先全国。此外，广东省电子商务交易量和跨境电商交易额均位居全国首位;广东省网络游戏业务收入居全国首位;移动支付总金额排名全国首位。第三，创新已经成为广东手机产业发展的加速器，广东省技术创新方面投入强度大，市场创新方面掌握先发优势，精心部署营销策略。
手机产业陆续向内陆转移，重庆地区表现最为突出
长期以来，广东珠三角一直是全球最大手机生产基地。而近年来，由于受到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上浮等因素影响，沿海手机产业逐渐向内陆转移。在这股承接产业转移的浪潮中，重庆表现尤为突出。在银行金融政策和政府平台构建的支持下，目前重庆已形成以整机生产厂家为中心，以摄像头、显示模组、触摸屏、玻璃盖板、主板等关键零部件生产为配套的产业链，2016-2018年重庆产量位居全国第二，成为中国手机“第二城”。
重庆以多点开花的特殊方式，集聚了VIVO、OPPO、华为、百立丰、中光电、帝晶、美景、联创、智能中显(重庆中显)、京东方、康宁、ARM等多家手机产业相关企业，形成了庞大的手机产业集群，建起西部手机制造基地。
中国手机产业也陆续向河南、贵州等内陆地区转移
贵州开放尽管较晚，但是一个省有三个综合保税区，即贵阳、贵安新区、遵义，在西部优势很突出;如富士康在保税区生产一些产品直接出口的话，零部件进来，在这里加工组装直接出去就可以有保税功能，节省成本。
2018年5月29日上午，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4期项目投产动员会暨河南省酷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业投产，河南郑州航空港区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已有富士康、中兴、信太、渴望、纽维、领胜、年富、商博通、华锐等近200家智能终端企业签约入区。2017年，郑州航空港区手机产量接近3亿部，达2.99亿部，超过全球供货量的1/7，航空港区成为全球重要的智能手机研发生产基地。
天津的手机生产主要依赖于三星，随着三星的战略布局逐渐转向印度、越南等地区，手机产业也逐渐从天津地区迁移出。2017年，三星天津工厂年产量3600万台，占天津手机总产量(4474.08万台)比重约为80%。此外，三星宣布，2018年12月底关闭天津的手机工厂，可以预见的是，2019年开始，天津地区的手机制造产业几乎出清。
根据TrendForce预测，2019年全球智能手机产量预计为14.1亿台，比2018年下降3.3%。由于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整体需求疲弱，2019年品牌产品的产量将出现下降趋势。究其原因，缺乏突破性的功能或特征使得消费者不再乐于更换手机。如果市场需求进一步恶化，再加上美中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2019年全球智能手机产量降幅甚至可能会扩大到5%。至于各大品牌的市场份额排名，三星有望继续保持市场领先地位，而华为将超越苹果成为全球第二大品牌，苹果退至第三名。
从手机产业迁移角度分析，未来手机产业发展趋势如下：全球格局下，手机继续向越南、印度等地区转移;中国国内广东、重庆的手机产业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内陆地区手机产业持续调整，天津手机整机制造产业有可能出清。
以上数据来源参考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手机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预测分析报告》。
不同品牌服装有各自的发展历史，列举不完，下面列举中华古代文化发展历程：
中国的衣冠服饰制度，大约是在夏商时期初见端倪，到了周代渐趋完善，并被纳入“礼治”范围。当时的服饰依据穿着者的身份、地位各有分别。天子后妃、公卿百官的衣冠服制、等级制度日益严格。
商周时期，服饰形式主要采用上衣下裳制，衣用正色，即青、赤、黄、白、黑等五种原色;裳用间色，即以正色相调配而成的混合色。服装以小袖为多，衣长通常在膝盖部位。衣服的领、袖及边缘都有不同形状的花纹图案，腰间则用条带系束。春秋战国之期，出现一种名为“深衣”的新型服饰，它是一种连体服饰。深衣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服饰样式，故此深受人们的喜爱，不仅用作常福、礼服，且被用作祭服。
在战国时期，胡服的诞生打破了服饰的旧样式。胡服的短衣、长裤和革靴设计，善于骑射，便于活动，在军队里广为盛行。
先秦时期的鞋履，主要有履、舄、鞋、靴等形制。诸履之中，以舄为贵。周代君王之舄有白、黑、赤三种颜色，分别在不同场合穿着。鞋是一种高帮的便履，以皮革制成;靴则是来自西域，胡人骑马射箭时穿着，后来汉族人也逐渐接纳。
秦朝统治中国的十五年间里，秦始皇兼收六国的车旗服御，创立了衣冠服饰制度。秦朝的服饰仍然是连体式，宽袖、大袍，服饰制度严禁。
汉代服饰的职别等级，主要是通过冠帽及佩绶来体现的。不同的官职有不同的冠帽。因此，汉代的服饰中的冠制特别复杂，有十六种之多。汉代的鞋履也有严格的制度：凡祭服穿舄、朝服穿率、出门穿屐。妇女出嫁，应穿木屐，还需在屐上画上彩画，系上五彩的带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
中原人民的服饰，特别是便服、常服，在原有的基础上吸收不少北方民族的服饰特点，衣服的形式适体。六朝的服饰，男子穿袍衫而低敞衣襟，女子则穿褂襦，杂裾双裙，甚是美观。这个时期的服饰，可以参鉴《洛神赋》、《列女传》等图卷。
北朝的服饰，以合身的裤褶装、短袍衫，各式的靴子为特点，服装窄短，裙腰略微高提。妇女的服装多以簪花、珠翠及各种花冠为点缀，进而导致宋代的凤冠定制。
洒脱娟秀的魏晋风度锦履立花纹，绣带同心苣—晋
隋初的服饰，比较朴素。袍衫和胡服是当时的主要服饰。自隋炀帝起，社会风气发生变化，服饰因此日趋华丽。这种华丽的风格一直延续至唐代。
唐代初期，车服制度皆承袭隋制。到公元621年，才正式颁布车服之令，冠服制度开始确立。唐代是中国历代经济、文化的鼎盛时期，唐代的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方面都吸收了外来的技巧和风格，对外来的服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这使得该时期的服饰大放异彩，更富有时代的特色。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在唐代许多新颖的服饰纷纷出现，胡服在此时的影响巨大，尤其是对裤褶服饰的产生，将秦汉时期的交领、宽衣大衫、曳地长裙的服饰逐渐淘汰，转为盘领、紧身窄袖、合身的短衫、瘦长裙所替代。服饰逐渐的开放，强调体态的美感，配挂披或胡帽;鞋子除云头高履外还出现了小蛮靴。在加上织品的发展，许多轻薄细柔的布料被开发出来，因此透明的、多层次的穿着开始引领风骚。此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服装特色有：袒胸、高腰、披巾、明衣、男装、胡服和所谓的“时世装”等。
唐代仕女下装多穿裙子，腰束的极高，甚至高过胸部。裙色以红、紫、黄、绿最多，其中以红色最为流行。衣身袒胸短襦、肩披宽长的肩巾、下穿高头云履。妇女服饰展现性感魅力，其中著名的是明衣的使用。明衣原属礼服的中单，是用透明的薄纱制成。在以往只当作内衣穿着，但是在盛唐时期，明衣被拿来当作外衣，并成为盛装。
女扮男装也是唐代的服饰特点之一。身着窄袖圆领长袍、配腰带、穿长裤，另外可以穿胡服、戴胡帽，女扮男装的模样;这些服装有宽袖、窄袖，有圆领、翻领，以及乌皮六合靴，是当时很有特色的服饰。
宋代建朝初期，衣冠服饰均沿袭晚唐的服饰制度。新制颁发后，才逐渐将其服饰分为祭服、朝服、公服(宋人又称为常服)、时服(按季节颁赐文武朝臣的服饰)、戎服以及丧服。宋代妇女的穿着与汉代妇女相似，都是瘦长、窄袖、交领，下穿各式的长裙，颜色淡雅;通常在衣服的外边再穿长袖对襟褙子，褙子的领口及前襟绘绣花边，时称“领抹”。宋代的服饰主要的特点是清新、朴实、自然、雅致。
宋代妇女以裙装穿着为主，但也有长裤。其裤子的形式特别，除了贴身长裤外，还外加多层套裤。宋代妇女有缠足的习俗，因此裙长多不及地，以便露足。妇女的弯头短靴形状小巧玲珑。
宋代织品非常的发达，泥金、印金、贴金、彩绘、刺绣在服装上广泛使用。织品的质地轻薄、飘逸，给人秀丽之感。
五代十国以后，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辽、西夏、金、元等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政权。这些民族的服饰虽然保存了一部分汉制，但更多的体现了少数民族的特点。
辽代服饰衣冠服制并不统一。金代服饰初始也不甚完备，直到元代，服饰才日趋成熟，日渐华丽。元代服饰统称长袍，男女差异不大。用华丽的织金布料及贵重的毛皮制成;但是由于民族性质，分为蒙制和汉制两种。典型的蒙制冠服是以“姑姑冠”为主的袍夫，交领、左衽、长及膝，下着长裙，足着软皮靴，是元代皇后贵妃所穿着的服饰。汉制的妇女服饰一般沿用宋代的样式，以交领、右衽的大袖衫或窄袖衫为主，也常穿窄袖的长褙子，下穿百褶裙，内穿长裤，足穿浅底履，这类服饰是当时服饰的特点表现。
明代对于整顿和恢复传统的汉族礼仪十分重视。首先，废弃了元朝的服饰制度，随后根据汉族的传统习俗，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对服饰制度作了新的规定。
明代的男子服装恢复了唐宋的传统特色，以袍衫为主。朝服仍然免冠;文武官员祭祀时戴梁冠，穿赤罗衣裳;冠上的梁数及所佩戴的绶分别等级;职官公服穿袍，盘领、右衽、袖宽三尺，用丝或纱等制成。袍服的颜色有所定制：一至四品用绯，五至七品用青，八至九品用绿，并按照级别绣织各种纹饰。常服比较的简便，一般由乌纱帽、团领衫及革带等组成。
明代的妇女主要穿着衫、袄、霞披、裙子等等。衣服的样式大多仿自唐宋，恢复了汉族的习俗。普通的明代妇女的礼服规定只能为紫色粗布，不许有金绣。袍衫只能用紫、绿等浅色，不许用大红及黄色。明代的仕女服饰有礼服和便服之分，礼服为宽大的上衣、大袖衫，便服则合身、窄瘦、修长，以长袄和长裙为主。这一时期，云肩、比甲(长背心)的使用最有特色。明代仕女穿着崇尚窄瘦合身，一般是对襟的窄袖罗衫与贴身的百褶裙;明代妇女喜欢将比甲当作外出服穿着，并配以瘦长裤或大口裤。
明代的缠足之风盛行，并以此为美。服饰多以团花为饰，喜欢紫、绿、桃红及各种浅淡色，至于大红、鸦青、黄色等只有皇家贵族才能使用。
皇太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和嫔的冬朝裙，用片金加海龙缘、红织金寿字缎和石青行龙庄缎
清代的服饰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清代仕女服饰内容主要以旗装为主，包括：旗袍、大衫、大褂、宽口裤、宽褶裙，等等。这类服饰多为合领、右衽，领、襟、袖使用宽大的襕边作为修饰，袖子短而口宽，长及手;袍在身侧开高衩，下穿宽口大裤，足穿花盆鞋。部分清代的服饰沿袭明代的风格，以大褂和大衫为外衣，合领右衽，短袖而宽;下穿宽大的百褶裙，裙长及足，内穿宽口大裤，不穿绣花鞋。
清代的服饰融合汉满两族的风格，大襟长褂，以满族的高领、大襟缘边、宽口袖、衣长至膝的长褂配合汉人的发型、长裙、绣花鞋，有时外套长褙子，有明代的遗风。有些外套坎肩，形式为高领右任、无袖的夹衣，领、襟、衣缘同样饰有宽大的缘边，下穿宽口长裤，足穿尖头绣花鞋。这些都是清代典型的穿着造型。
9、近代服饰(西风东渐话变革)--辛亥革命后的服饰
自乾隆之后，西洋商品日渐输入我国，制装的外来原材料大大吸引着国内的妇女们，于是在衣着家具上明显地出现了变化，形成崇尚“新式”、“西式”的风气。
辛亥革命后，服制形式大变，清代的官吏衣着和顶戴都被淘汰。最突出的就是剪辫，当时“剪”与“留”，已经成为革新和保守的分水岭。剪辫的先行者是城市中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偏远乡村仍不轻易接受。当时旗人盛装虽然消失了，但是旗袍仍然存在，女学生中的“蓝布大褂”是领衔的式样，而后日渐流行起来。
由于电影的出现，电影明星成为逐渐显赫的人物，上海成为中国女装的大本营，粤装、港装成为上海装的一个支派。民国初年女子的生活起了变化，居住在大都市的摩登女子，受外来思潮影响，纷纷走出闺房，奔向社会，投身电影业、商业、手工艺业、做教员、舞女以至做官吏等，由于此类职业的要求，改装换容就成为必然之事。
由于城市与外界交往频繁，因此服装的款式、材料变化快，而边远山区和农村，相比之下几乎相差一百五十年。比如当上海女子已经开始整烫头发，足着高跟鞋时，河北的三河县妇女头上还戴着三、四百年前的冠子，足下还缠着一双“三寸金莲”;当北平的贵族妇女已经着贴身旗袍之时，在甘肃还有三十年前上海时兴过的大镶滚袖衣。民国元年政府规定了男女礼服的形制，男子有大礼服和常礼服。大礼服分昼礼服和晚礼服两种，均采用黑色衣裤和领结。常礼服有西式和中式两种，中式即长袍马褂，女子礼服是身长齐膝，有领，对襟式，裙的前后有镜面，两侧做裥，两端有带结的式样。都市女子结婚采用头披白纱，身着丝织礼服，手持白色花束，举行"文明"结婚，农家女子仍然穿红袄戴珠冠，乘坐红轿，保持着旧式风俗。民国初年，福建一些地区甚至还在延用着明代的婚装，女子头戴瓦楞帽或方巾，身披霞帔戴珠冠，男人头戴大礼帽，上缀红缎辫或红丝线，这男女二者的装束实不相称，与都市的距离也更大。
北伐以后，政府规定新服制，男子采用中山装和西装。这两种服式均为外来式样，在官职人员和知识界比较多用，夏季选用白色，其他季节选用黑色或深色。长袍马褂仍然是常服的一种。立领、三袋七个扣子的学生装主要是高等学府的制服。长袍外加坎肩、马甲使用也很普遍。此外上衫下裤或外罩一条纻裙(围系式的或长或短的小裙)，是乡间男女的普遍装束。女装在这个时期变化较大，有保留清式偏襟衣裤的;有上衣下裙仿效西式的;学堂中女学生多着偏大襟上衣底襟圆摆，齐肘中袖短衫，黑色绸裙。社会妇女的常装仍以旗袍为主，民国廿年以后这种装束又普遍流行起来。新装的总趋势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各种素色或者印花面料的曲线长旗袍，特点是在衣边加镶条、补花或衣外加套小马甲和丝质围巾，另一种是上衣下裙分开的衣裙式。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外来商品的进入，西方生活习俗的渗透，国内大城市女子频繁地出入交际场所，使得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合体着装最为突出，洋式衣裙还要配上眼镜和手表，遮阳伞握在手中，更显新潮和浪漫。瓯洲和东洋摩登时装，从短裙、内衣以及色彩等方面影响着国内的女子，仿效的人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模仿美国的简便装束，爱好运动的女士们多穿红色镶银铃的百褶裙，并以胸罩代替旧时的肚兜〈我国自古流传至今的一种用红布绣花，并加金银链，挂在颈部的护身衣)。此外连衣裙〈五十年代苏联称"布拉吉"〉也较为普遍，追其根源，我国古代传统服式就是上衣下裳的连衣形式，只不过由西方再度传入则更加简化和便于活动罢了。在民国以后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裘衣仍盛行于富人之家，反毛大衣外用是自古至今的贵重衣物。清代的“端罩”也是一种反毛对襟式外衣，其区别在于不是翻领。“斗篷”是一种外出常用的服式，着此装潇洒自如，风度翩翩，当时这种斗篷在上层人士的男子和老年女子中比较流行。以上服式虽然只有几种类型，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区差异较大，所以众多地区的服式可从几种类型的服式中利用色彩、装饰、原料的不同，选择，变异出更多的服式品种来。
皮鞋、提包和伞，都是日本"东洋女"带进来的。光绪末年在广州就已出现过这种装束，被人们称为"自由女"装束，这表示了她们开放的思想和行为。民国初期开始有一些人行“文明结婚”、做“文明事业”、成立“小家庭”等，他们所穿的摩登服装叫"文明装"。西方服装对我国的影响，主要在二战后的时期。我国女留学生有不少去瓯美名城寻求配偶，于是将东方的装饰艺术带向西方，同时又将瓯洲的服装、饰物和化妆品等带回我国，这些女性自然而然成为外国商品的推销者和消费者。
时装的兴起，也促进了童装的发展，迫使不利于儿童身体发育的紧窄小旗袍和短褂改变成适合身体发育的新式童装。
[摘要]本文对产业集群和区域品牌的互相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对澄海玩具产业集群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应确立区域品牌的法律地位，构建区域品牌的识别评价体系，设置区域品牌的准入条件，促进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区域品牌产业集群澄海玩具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产业领域中，大量相互关联的企业及支撑机构在空间上的集聚。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使得集群企业在生产成本、营销成本、运输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和学习成本方面占有优势，而由于集群的分工提高了效率、竞争促进了创新、联合提升并扩大了影响使集群企业的附加值得以充分体现。
但是，产业集群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如缺乏内部协调机制和对接外部的平台，缺乏集群认同意识和创新动力等。这不仅制约了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也大大缩短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而构建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区域品牌是突破这些瓶颈的有效途径。
不少企业都经过了从贴牌到企业品牌的成长过程。而区域内的品牌集群揭示了产业集群发展的良好态势，较之单一品牌更利于市场对集群企业的偏好和认同，对区域和产业集群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由所在地政府或行业组织推动，产业集群内多数企业参与，通过相关法律程序认定，就形成了有法律地位的、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公共意义的品牌——区域品牌。
区域品牌是一种公共资源，它的创建是以产业集群为载体，以区域的历史、文化为背景，以国际化的注册商标为存在方式，以市场化运作为基本模式，以整合优化资源、统一标准规范为手段，促进产业集群的国际综合竞争力的提高。区域品牌具有如下特征：
(1)具有法律地位。它是依法注册的具有区域或地方名称加特色产品的商标，是受法律保护的知识产权。
(2)使用上的公共性和复合性。它是一定范围之内的公共资源，归由政府授权的组织或行业管理组织所拥有，为经过认可的使用者共同享有使用，使用时，更多地表现为区域品牌与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组合。
(3)承载丰富的区域信息。它以区域文化为灵魂，通过对区域文化、历史和传统的传承挖掘，提炼出产业集群的文化价值并受到社会的认同和宣扬。
合作营销要求产业集群的企业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增强市场开拓、渗透与竞争能力，通过共同分担营销费用，协同进行营销传播、品牌建设、产品促销等方式。
作为一个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区域品牌需要通过一定的指标加以评价，并设定一定的准入门槛，才能维护区域品牌的权威和公信力。根据区域品牌的构建目标和现有经济指标的意义，应使用以下几项指标作为产业集群区域品牌的评价指标（以产业集群为核算单元）:
(1)产业集群相关产业的贡献率指标，即构成集群的产业及服务的产值占区域经济总量的比例及增长率、产业税收、就业人数等占区域相应总量的比例及增长率。
(2)产业集群相关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指标，即产业集群相关产品在国内市场份额及出口量在同类产品出口总额中占的比例及增长率。
(3)产业集群的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包括集群内科技人员构成、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企业及政府财政的科技投入等。
(4)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包括产业的单位产出的土地消耗和能耗等。
(5)产业集群的名牌带动战略发展状况评价，包括集群内企业及产品国家级、省级名牌产品数量，中国驰名商标和省著名商标数量，国家免检产品数量，注册商标总量及国外注册商标数量等等。
(1)区域品牌管理机构的性质。品牌管理机构是独立的社团法人，拥有独立的民事权利，承担独立的民事责任，受政府的监管。品牌管理机构可以是行业协会或商会等具有一定权威性和公信力的中介机构。
(2)品牌管理机构的基本职能。品牌管理机构根据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确定品牌的定位、应用范围、合作规划、形象设计和准入条件，负责创建、维护和管理品牌的工作，审查核准使用品牌的资格条件，维护集群内品牌企业的合法权益，协助打击假冒和侵害品牌的行为，负责区域品牌的宣传和传播和品牌价值的开发等。
(3)区域品牌的管理。对区域国际品牌的管理包括日常管理和战略管理。日常管理主要包括对成员企业使用商标规范性的督查，产业集群各类标准的执行，服务平台的保障等等。战略管理主要表现在对产业集群核心产品、核心技术、核心业务和核心运营能力的建设，对区域国际品牌竞争力的培育和提升等。
(4)政府的角色与作用。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一种重要模式，地方政府在区域品牌的构建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制订产业发展规划，出台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市场竞争机制和制度体系，为产业集群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信息、研发、标准、物流、人才等公共设施平台建设等。
三、澄海玩具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构建实践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一个国家的成功并非来自某一产业的成功，而是来自纵横交织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作为提高区域竞争力的一种有效的发展战略模式，受到国内外的普遍重视。而产业集群的发展，必定与区域品牌的构建相联系。
澄海玩具礼品产业产值占区域工业总产值一半以上，2006年达到近150亿元人民币，全区共有从事玩具礼品生产的企业3000多家，是全国最重要的玩具礼品生产出口基地，已经形成原材料供应、造型设计、模具加工、零部件制造、装配成型、包装装潢和产品销售、运输等专业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构成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产业集群。
澄海玩具产业的发展从区域特点上说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深厚的文化积淀。二是丰富的人文资源。
澄海区通过多方面的措施构建玩具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已连续九年举办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名片和窗口。培育了“奥迪”、“骅威”等一批龙头企业和全国驰名商标和全国名牌产品，十数家企业的产值已超亿元，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注重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成为全国专利工作试点之一。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创立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设立玩具工艺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玩具检测中心和专利技术市场等服务机构。组建行业协会、制订行业维权公约，促进行业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经过多年政府、行业和企业的共同努力，该区被授予“中国玩具礼品城”称号，并被确定为广东省创建区域国际品牌试点之一。
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建设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至关重要，澄海玩具产业集群的发展和目前遇到的升级瓶颈问题对于我们思考区域品牌的进一步规范建设有启示作用。
(1)要积极利用产业集群的堆积效应。单个企业品牌需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且经济规模要达到几十亿美元才能构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国际品牌，而一个产业集群，几千家企业几百亿的产值，相当于一个国际跨国企业，将集群内企业通过区域品牌纽带捆在一起，并利用其特殊功能对产业集群进行重新整合，可以大大缩小与国际品牌的差距。
(2)区域品牌的法律地位应予以落实。按我国原来相关法律，商标中不能含有地名，加入WTO以后，商标法应予以修改，实现与相关国际法的接轨，使集体性区域品牌能实现国内国际的广泛注册，获得国家法律的保护。
(3)区域品牌的注册审批应设置一定的准入条件。一般企业商标的注册是以先后为序，只要符合有关要求，没有重复或影射即被批准。但区域品牌除了地域的独特之外，应以产业集群为授予对象，以某个中介组织或行业组织或龙头企业为所有者，并设置一定的准入标准，特别是经济指标的准入门槛，确保区域品牌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4)要加强对区域品牌的维护和管理。特别要通过相关部门的执法，严肃查处“搭便车”的违法侵权行为。由于区域品牌的法律地位，同区域内但未加入品牌组织的企业不能使用区域品牌，防止鱼目混珠和假冒伪劣行为，防止一些恶意竞争企业或质量不合要求产品的柠檬效应，损害区域品牌的美誉度。
产业集群的区域品牌构建是一项新的经济发展举措，是一件专业性、技术性和系统性较强的工作，必须坚持政府引导推动，企业主导参与的原则，要有相关标准化战略、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创新战略的支撑，要有长远规划和清晰规范的操作途径，通过综合区域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多方面资源，促进区域发展。
[1]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M].华夏出版社，1997
[2]史海英黄文杰:企业集群品牌构建模式探讨[J].商业时代，2006年第7期
[3]王秉安洪文生江振娜:基于福建实证分析的产业集群合作营销研究[J].福建论坛，2006年第7期
